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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挑战——《传播与社会学刊》第13期“学术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1-09-29

  “我向来相信在比较的脉络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除了个人兴趣或好奇心驱使我想认识一些事情在别处的面貌,我想从事比较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了解他/她所处的环境。就以电视新闻为例,若我只是研究新闻在以色列如何制作、报导,和被以色列观众理解,我将会缺乏对电视新闻的整体了解。虽然电视记者的基本价值观很相似(至少就民主社会而言),但当中仍有相异之处,若说到非民主社会,分歧就更明显了。因此,透过研究不同国家或社会,就能让人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或社会更具洞见。”

  Akiba Cohen多年来积极统筹及参与国际性的比较研究,包括与Pamela Shoemaker教授一起统筹的,共十个国家参与的News Around the World研究计划,以及现时仍在进行中的,共17个国家参与的Foreign News Around the World研究计划。Akiba Cohen教授是现今非常少数具丰富跨国比较研究经验的传播学者之一。

  李立峯和陈韬文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及新闻与传播学讲座教授。后者为本刊主编。

  LC:过去十年,传播学学者对比较研究愈来愈感兴趣,然而由于比较研究所需的资源庞大,操作上亦面对连串实际困难,令现今为止,这类研究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你在过去20年曾参与不少关于电视新闻的跨国比较研究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均相当成功,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项目背后的意念吗?当中如何结集不同国家的学者成为团队参与这些项目?在协调上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C:以我记忆所及,我对电视新闻从来就很感兴趣,我也不大知道它有什么吸引我的,但它已成为我研究多年的范畴。过去30多年,我曾参与三个专门研究电视新闻,大部分是国际新闻的大型研究。其中一项研究针对社会冲突这个新闻要素在美国、英国、(统一前的)西德、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以及以色列这五个国家的电视新闻中如何被呈现。该研究考查电视新闻的内容与及观众的观感,并集中于社会冲突的三个层面:复杂性、激烈程度和解决的可能性。第二项研究审视为其会员国提供主要国际新闻片段的欧洲广播联盟(EBU)新闻通讯服务的运作。该研究考查EBU在11个国家的运作、其为会员提供的卫星片段、在某些国家某些故事如何被“驯化”,也提出一些关于观众如何理解这些故事的洞见。尚在进行中的第三项研究审视四大洲上17个国家的国际新闻内容、人们对国际新闻的态度和观感,以及国际新闻编辑对这些内容和观众态度的掌握程度。在解释如何筹组这些项目前,我得说在过程中我曾多次以为自己要放弃这些项目,集合国际的研究团队是一个复杂且陷阱满布的过程。我想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从哪些国家邀请哪些学者参与。就理论角度而言,所选择的国家应能代表在某些变量上相异的社会,以便研究这些变量对新闻的影响。但实际上,特别是在研究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就往往落在一些你所认识、你对他们的研究能力有信心,且信任他们是好的团队成员、能完成工作的学者和他们所处的国家之上。

  显然,招募愈多学者参与,就会为研究带来愈多的变化,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亦增加了任务的复杂性和难度。参与的人愈多,意见也就愈多,同样地,这也是好的,但有时情况也会变得令人沮丧。无论如何,要集合一群学者,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取得他们承诺委身,但就算如此,我们也往往难以避免在过程中有人无法按约定提交研究成果,这也是必须考虑的。就以我们现正进行的研究为例,我们开始时有22个国家,但有三个国家很快就退出了计划,在往后的阶段又有另外两个国家无法继续参与。

  还未说到资助。希伯来古谚说:“没有面粉,就没有律法经卷。”换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没有资助就不能有研究。我会说,要取得单独一项能支持整个大型国际性研究的资助的机会很微,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是这样,因此我们通常需要由每一个国家各自筹集其所需的资助,因资助来源、申请期限各异,这个过程往往变得既困难又费时,加上不同的资助机构对计划书的内容和规模、申请用的表格等均设有特定的要求,以致虽然项目有划一的核心,却必须因应各地的要求做出修订和调整。简言之,要推行一项国际性的研究项目一点也不容易,需时长,过程中常有令人沮丧和失望的事情,但潜在回报却极大。

  LC:关于比较研究的优点和挑战,向来有不少讨论。你可以透过你过往的研究项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比较研究的价值有何看法吗?

  AC:我向来相信在比较的脉络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除了个人兴趣或好奇心驱使我想认识一些事情在别处的面貌,我想从事比较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了解他/她所处的环境。就以电视新闻为例,若我只是研究新闻在以色列如何制作、报导,和被以色列观众理解,我将会缺乏对电视新闻的整体了解。虽然电视记者的基本价值观很相似(至少就民主社会而言),但当中仍有相异之处,若说到非民主社会,分歧就更明显了。因此,透过研 究不同国家或社会,就能让人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或社会更具洞见。

  在研究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冲突时,我们的团队想了解,较诸本地新闻,国际新闻中的社会冲突是否被描述为更复杂、更激烈、及更难解决。只在一个国家研究这现象的意义不大,因为要得出有普遍性的结果,必须至少在数个国家进行观察,这样,我们才能断定某一国家是否偏离“常规”。在有关EBU的研究中,知道X国用上百分之N由联盟所提供的新闻材料的意义也不大,必须要知道每一国家所用的百分比,才能为X国定位。最后,在另一项我与Pamela Shoemaker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探寻全球新闻制作方式的共通点,我们想找出偏差行为和社会意义在什么程度上构成新闻价值的基本指标,而且不但是在我俩祖籍的美国或以色列,而是在全球而言。这个名为“News Around the World”的研究项目,透过在十个国家抽取主要和边缘城市各一,并以一星期的新闻为样本,分析了她们的报章、电视和电台新闻。只有比较研究才能把这些问题一一反映。

  LC:这些的确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题目,那么这些研究有何主要发现?整体而言,在全世界的新闻中是否找到共通的元素?

  AC: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些早期的项目的结果可在Social Conflicts and Television News(Sage, 1990)、Global Newsroom, Local Audience(John Libbey, 1996)和News Around the World(Routledge, 2006)等书中找到。整体而言,我会说——而这应该并不新鲜——大概有两组主要的因素解释新闻报导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的常规、价值观与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经济力量,这也许在媒体在收视上的竞争(这大概在今日比过往更普遍)和政府的规管上反映出来。在关于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冲突的研究中,我们把五个国家置于两个概念性向度上:(在现存频道下的)潜在竞争强度,以及政府的影响。我们预期会观察到这些国家之间因它们在这两个向度上的位置不一而出现差异,可是,我们却发现更多的共通点。首先,各国新闻均侧重社会冲突。其次,大部分的冲突都只涉及少数的议题,包括国际政治、内部政治,以及劳资关系(五个国家中70–86%的冲突新闻均属这几类)。最后,让我引用Social Conflict and Television News一书中写到的(页 117):“……较诸非冲突新闻,冲突新闻有以下三种倾向:一、报导冲突事件与其他冲突事件的关联;二、报导冲突与其他事件的关联;三、提供历史背景与脉络。”另一项整体发现是,相比本地的冲突,外国冲突被报导为较严重,换言之,较复杂、较激烈、较难解决。但我估计,20年后的今日,随着竞争加剧,本地新闻亦愈趋戏剧性和煽情,情况可能有变。所以,不错,就像我刚说的,很多事情都在改变。

  News Around the World项目中的数据也显示出一些我们称之为新闻报导的普遍倾向。例如,十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电视、电台和报章——倾向选取激烈程度平均属于低至中的新闻,而极端异常和社会意义极高的新闻则明显较少出现。我们也发现,相比电视和电台,报章倾向报导异常和社会意义较温和的新闻。必须一提的是,我们研究的是整份报章,而非单是头版,否则结果可能大相径庭。第三个普遍倾向是(电视和报章)影像比文字报导温和及社会意义较低。即使报导中有不少骇人的内容,但却少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像。

  所以,总括而言,在两项研究中我们都发现各国的新闻报导方式有好些相似之处。那意味着什么?这有可能反映,相对于各国的社会政治差异,新闻工作文化在取决什么新闻被报导和如何报导上是较强和较重要的因素。

  LC:回到比较研究上,Sonia Livingstone(注:英国传播学者,前任国际传播学协